“钝角网”按：本文是新一期《新视角》杂志《危机场景：国际政治的冲突结构和问题互联——2017年展望》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德国及其盟国如今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其中哪些从根本上来说是新的?为了了解国际政治中变化的“危机”并找到解决方式，以弄清德国在什么样的冲突中应采取何种手段，处理这两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最近几年的安全政策讨论中，经常谈到“新”威胁取代了“旧”威胁。诸如“网络”、“混合”或“弹性”的关键词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德国联邦政府最近面临的冲突中，究竟哪些从根本上来说是新的，这点一直尚未明确。事实上“新”的是，冲突的行为方或对象越来越少，而行动方式则越来越多。特别“新”的是，安全政策机构并没有能力去解决争端或者至少控制争端。

　　新的冲突行为方?

　　就冲突行为方而言，目前欧洲/大西洋地区存在的冲突本质上来说并非新的挑战。弱国或政府失灵根源在于国家、非国家和半国家行为方的复杂混合，国际安全政策的这一问题至少持续了20年。从这方面看，叙利亚内战本质上也不是新的。它对国际危机管理提出了与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类似的挑战，区别只是在于行为方的数量和实力。危机管理的目的是谈判停火，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开启遏制敌对行动的政治进程。即使是最近几年被描述为“新”的冲突，即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驻扎军队，实质上仍然是国家间的争端(这个争端部分是国内的)。

　　唯一真正新型的行为方是“伊斯兰国”，它采取了不同的战斗形式。它以四重方式混合出现：首先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准国家行为方;其次是能够进行相对复杂作战行动的军事组织;然后是聚焦中东，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组织;最后是用于招募新战士和支持者的原教旨主义。

　　新的冲突对象?

　　类似的熟悉情形出现了，人们会问，什么是冲突的对象?冲突的大多军事行动都令欧洲的外交精英头疼。一般来说，欧洲周边地区的国内冲突是为了获得或维持政治权力，也就是决定谁将参与进来，谁又会被排除在外。此外，区域、种族、宗教的分裂也发挥着作用。这种权力斗争的典型案例是叙利亚冲突。冲突的多个阵营或是希望巴沙尔下台，或是希望击败各支叛军。但这并不是新的。

　　俄罗斯政府的修正主义政策终究也不是国际冲突的新例。从全球角度看，莫斯科方针是对1990年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挑战。俄罗斯对欧洲邻国的政策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土完整，而是试图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限制对方主权。这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帝国，而是强制实行霸权。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上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经过这个合作阶段后，公众可能都希望上述一类冲突不再出现——但它们也不是新的。

　　新的行动方式?

　　冲突的行动方式和使用的工具才是新的。由于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冲突领域。国家仍可能是针对的目标。但“新”处在于，不需要使用动力手段(即常规武器系统)，而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平民也会严重受害。此外，数字化也提供了比以前更有效地影响敌对国家国内政治的可能性。当然，用于制造冲突的传统方法只能通过这些新的工具加以补充。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的巧妙运用来影响西方竞选。然而，俄罗斯核武库的军事或政治意义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工具的区分外，国际政治中不同形式的冲突还具有同步性，这给决策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例如在安全政策议程上，个别国家试图成为核国家(朝鲜、伊朗);同样紧迫的是，国家间的霸权冲突(俄罗斯、中国)、国家被削弱的现象以及国内冲突都有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应对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责任心、计划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精英难以界定在危机管理时的当务之急，特别当需要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时。

　　新的要求?

　　不是只有对自身安全政策的挑战才能被视为新的。事实上更加新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组织的主要或次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也就是要进行国际危机管理，但它却能力不足。德国安全政策的政治框架条件和制度基石一度似乎已经得到保障，但近来也遭受怀疑。许多事物都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很难弄清其发展方向。

　　首先，德国面临着欧洲/大西洋秩序被削弱这一问题;作为多边组织的欧安组织功能被削弱、1990年《巴黎宪章》中规定的行动原则和价值观意义的丧失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俄罗斯目前的领导人只部分承认“巴黎秩序”，并正在努力创建针对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其他形式的组织。虽然莫斯科没有明确描绘一个替代秩序，但俄罗斯的目标——简单来说——可以看作是用维也纳会议的形式和多极世界秩序制度化的方式来恢复大国协作。

　　其次，如今美国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和欧洲(必然包括德国)的责任范围与几年前有所不同。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不可能回到无限制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反，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和制定危机管理政策。虽然并不预期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这是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余留——会遭受严重质疑，但是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危机管理中的进一步政治担责将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长期而言，欧洲人不得不在自己的邻近地区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并加强跨大西洋协调。尽管这样的建议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务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进行更高程度的欧洲合作，而不只是一体化。

　　第三个新特征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危机。这背后实质上是一系列合法性、效率和行政的危机，这些危机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会使得一体化进程在未来几年中不可能具有活力，也不可能朝着“更紧密的联盟”方向前进。这对欧盟在自己的邻近地区进行危机管理的能力有着根本的影响。此外，这种趋势也有所加强，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双边主义、小边主义(minilateralism)以及“志愿者联盟”等行动方式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较大的欧盟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密切协调，但却是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正式机制之外。虽然这将带来更大的行动力，但欧盟内部现有的政治不平衡也将进一步加剧。

　　结论：区分冲突的轻重缓急，并强化制度

　　当外交决策者声称他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挑战时，总会带有危言耸听和自我中心的意味。然而，如今国际政治中许多同步、多重的危机的确提出了特殊挑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德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不应该分散精力，而要更明确地考虑准备优先处理哪些国际危机。因为政治资本和物质资源仍将受限，国内政策限制也仍然存在。

　　其次，安全政策机构，即欧盟、北约、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构成了德国多边主义的支柱，德国的政策应继续在其中运作。这种提醒似乎是多余的，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些机构已经成为其安全政策的框架。然而近年来，建立非正式机构的趋势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寻求点对点联盟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解决国际危机的能力则是有限的。

　　作者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国际安全战略高级研究员

　　“钝角网”按：本文是新一期《新视角》杂志《危机场景：国际政治的冲突结构和问题互联——2017年展望》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德国及其盟国如今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其中哪些从根本上来说是新的?为了了解国际政治中变化的“危机”并找到解决方式，以弄清德国在什么样的冲突中应采取何种手段，处理这两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最近几年的安全政策讨论中，经常谈到“新”威胁取代了“旧”威胁。诸如“网络”、“混合”或“弹性”的关键词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德国联邦政府最近面临的冲突中，究竟哪些从根本上来说是新的，这点一直尚未明确。事实上“新”的是，冲突的行为方或对象越来越少，而行动方式则越来越多。特别“新”的是，安全政策机构并没有能力去解决争端或者至少控制争端。

　　新的冲突行为方?

　　就冲突行为方而言，目前欧洲/大西洋地区存在的冲突本质上来说并非新的挑战。弱国或政府失灵根源在于国家、非国家和半国家行为方的复杂混合，国际安全政策的这一问题至少持续了20年。从这方面看，叙利亚内战本质上也不是新的。它对国际危机管理提出了与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类似的挑战，区别只是在于行为方的数量和实力。危机管理的目的是谈判停火，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开启遏制敌对行动的政治进程。即使是最近几年被描述为“新”的冲突，即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驻扎军队，实质上仍然是国家间的争端(这个争端部分是国内的)。

　　唯一真正新型的行为方是“伊斯兰国”，它采取了不同的战斗形式。它以四重方式混合出现：首先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准国家行为方;其次是能够进行相对复杂作战行动的军事组织;然后是聚焦中东，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组织;最后是用于招募新战士和支持者的原教旨主义。

　　新的冲突对象?

　　类似的熟悉情形出现了，人们会问，什么是冲突的对象?冲突的大多军事行动都令欧洲的外交精英头疼。一般来说，欧洲周边地区的国内冲突是为了获得或维持政治权力，也就是决定谁将参与进来，谁又会被排除在外。此外，区域、种族、宗教的分裂也发挥着作用。这种权力斗争的典型案例是叙利亚冲突。冲突的多个阵营或是希望巴沙尔下台，或是希望击败各支叛军。但这并不是新的。

　　俄罗斯政府的修正主义政策终究也不是国际冲突的新例。从全球角度看，莫斯科方针是对1990年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挑战。俄罗斯对欧洲邻国的政策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土完整，而是试图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限制对方主权。这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帝国，而是强制实行霸权。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上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经过这个合作阶段后，公众可能都希望上述一类冲突不再出现——但它们也不是新的。

　　新的行动方式?

　　冲突的行动方式和使用的工具才是新的。由于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冲突领域。国家仍可能是针对的目标。但“新”处在于，不需要使用动力手段(即常规武器系统)，而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平民也会严重受害。此外，数字化也提供了比以前更有效地影响敌对国家国内政治的可能性。当然，用于制造冲突的传统方法只能通过这些新的工具加以补充。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的巧妙运用来影响西方竞选。然而，俄罗斯核武库的军事或政治意义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工具的区分外，国际政治中不同形式的冲突还具有同步性，这给决策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例如在安全政策议程上，个别国家试图成为核国家(朝鲜、伊朗);同样紧迫的是，国家间的霸权冲突(俄罗斯、中国)、国家被削弱的现象以及国内冲突都有可能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应对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责任心、计划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精英难以界定在危机管理时的当务之急，特别当需要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时。

　　新的要求?

　　不是只有对自身安全政策的挑战才能被视为新的。事实上更加新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组织的主要或次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也就是要进行国际危机管理，但它却能力不足。德国安全政策的政治框架条件和制度基石一度似乎已经得到保障，但近来也遭受怀疑。许多事物都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很难弄清其发展方向。

　　首先，德国面临着欧洲/大西洋秩序被削弱这一问题;作为多边组织的欧安组织功能被削弱、1990年《巴黎宪章》中规定的行动原则和价值观意义的丧失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俄罗斯目前的领导人只部分承认“巴黎秩序”，并正在努力创建针对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其他形式的组织。虽然莫斯科没有明确描绘一个替代秩序，但俄罗斯的目标——简单来说——可以看作是用维也纳会议的形式和多极世界秩序制度化的方式来恢复大国协作。

　　其次，如今美国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和欧洲(必然包括德国)的责任范围与几年前有所不同。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不可能回到无限制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反，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和制定危机管理政策。虽然并不预期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这是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余留——会遭受严重质疑，但是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危机管理中的进一步政治担责将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长期而言，欧洲人不得不在自己的邻近地区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并加强跨大西洋协调。尽管这样的建议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务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进行更高程度的欧洲合作，而不只是一体化。

　　第三个新特征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危机。这背后实质上是一系列合法性、效率和行政的危机，这些危机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会使得一体化进程在未来几年中不可能具有活力，也不可能朝着“更紧密的联盟”方向前进。这对欧盟在自己的邻近地区进行危机管理的能力有着根本的影响。此外，这种趋势也有所加强，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双边主义、小边主义(minilateralism)以及“志愿者联盟”等行动方式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较大的欧盟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密切协调，但却是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正式机制之外。虽然这将带来更大的行动力，但欧盟内部现有的政治不平衡也将进一步加剧。

　　结论：区分冲突的轻重缓急，并强化制度

　　当外交决策者声称他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挑战时，总会带有危言耸听和自我中心的意味。然而，如今国际政治中许多同步、多重的危机的确提出了特殊挑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德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不应该分散精力，而要更明确地考虑准备优先处理哪些国际危机。因为政治资本和物质资源仍将受限，国内政策限制也仍然存在。

　　其次，安全政策机构，即欧盟、北约、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构成了德国多边主义的支柱，德国的政策应继续在其中运作。这种提醒似乎是多余的，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些机构已经成为其安全政策的框架。然而近年来，建立非正式机构的趋势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寻求点对点联盟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解决国际危机的能力则是有限的。

　　作者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国际安全战略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