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塔克菲尔”教义

　　“伊斯兰国”继承了“塔克菲尔”教派的遗产和源自“基地”组织的许多观念。不过，尽管“伊斯兰国”曾隶属于“基地”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却分道扬镳了。比较“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观点上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国”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演化的。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当年本•拉登与扎卡维相遇之时。在1980年代的阿富汗，就如同今日各自的继承者一样，在是否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和将什叶派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等问题上，本•拉登与扎卡维就已经意见相左了。在“伊斯兰国”看来，伊斯兰的最大敌人来自内部。他们认为，专注于远方的敌人(西方)而忽视了近处的敌人(该地区的穆斯林敌人，尤其是什叶派)是徒劳的;如同本•拉登所计划的一样，远方的敌人会被拖入地区冲突之中，但这一点需要通过打击近处的敌人来实现。事实上，自从“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以来，情况的确如此：超过60个国家都加入了打击该组织的战斗。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扎卡维传播这一宗派主义观念提供了空间。伊拉克独特的跨宗派家族纽带原本能够极大地抵御宗派主义观念。然而，扎卡维的追随者于2006年对位于萨迈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进行了炸弹袭击，随后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内战。随着扎卡维的圣战组织演化成了当地的一场运动，2003年后“基地”组织带到伊拉克的极端主义观念也变得根深蒂固了。此时，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al-Baghdadi)，他于2006年至2010年统治着“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继任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al-Baghdadi)则是该组织目前的领导人。

　　在“基地”组织看来，专注于什叶派会分散与西方作战的精力。此外，主流逊尼派神职人员也反对对什叶派民众进行大屠杀。“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曾告诫“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不要攻击什叶派平民。据说，本•拉登更倾向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结盟，共同与西方作战。

　　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一封信件，扎卡维敦促本•拉登专注于什叶派。他写道：“如果你也同意(打击什叶派)……我们将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如果你有其他打算，我们也还是兄弟，这一分歧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伊斯兰国”目前的领导人批评了“基地”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温柔”态度。2014年5月时，“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Abu Mohammed al-Adnani)曾表示“基地”组织在刻意避免与伊朗及什叶派发生冲突。

　　2013年9月，“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在一封信件中谈到了该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态度，这封信在2015年被披露。他列出了宗教和出于务实考虑的理由，要求“伊斯兰国”避免针对什叶派民众及其宗教场所。他在信中提到了泰米亚，称：“这些行动波及了受到保护的女性、儿童和什叶派平民之血。他们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他们(对于真正教义)的无知得到了原谅(这不同于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情况)。这是逊尼派对待什叶派公众及无知信徒的共同态度。”

　　“基地”组织于2014年2月公开与“伊斯兰国”分道扬镳。一般而言，在本组织占领的地区之外，除了少数圣战神职人员外，“伊斯兰国”未能赢得任何知名圣战理论家的支持。多数圣战理论家都对“伊斯兰国”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和宗派主义倾向表示批评。扎卡维昔日的导师迈格迪西曾称“伊斯兰国”为“离经叛道的”，并且批评了该组织公开斩首以及疏远当地穆斯林社群及叙利亚诸武装团体的行为。

　　“伊斯兰国”对待神职人员及领导人的态度同样体现了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使对于以僵化著称的各个圣战组织而言，“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僵化也是十分突出的。其毫不妥协的立场造就了“塔克菲尔派”中的“塔克菲尔派”，任何仁慈的举动都遭到了禁止。

　　在2013年10月发布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采访中，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高级神职人员萨米•阿里迪(Sami al-Aridi)对“伊斯兰国”不同于包括“基地”在内的其他圣战组织的某些观念做出了解释。与“伊斯兰国”不同的是，阿里迪将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Abdal-Aziz Al al-Sheikh)、著名神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Abdal-Aziz Ibn Baz)等主流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学者。他还指出，“基地”组织遵循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流派，而且与“伊斯兰国”相比，对待穆斯林神职人员更加友善，更经常与他们接触。

　　相较之下，“伊斯兰国”认为神职人员是穆斯林世界里残暴、不正当的政府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组织相信有时需要通过“调查”来确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据阿里迪表示，“伊斯兰国”会仅仅根据直觉、行为的后果或是模糊的标准，便宣布某个穆斯林是“异教徒”。

　　在“伊斯兰国”看来，普通穆斯林是从神职人员处接受的宗教教育。这些神职人员与堕落的穆斯林统治者一道巩固了西方霸权。因此，“伊斯兰国”将打击神职人员和统治者视为比对抗西方更加优先的当务之急。

    　“伊斯兰国”的观念格外具有宗派主义色彩，这还体现在该组织对“圣行”的强调上。“伊斯兰国”认为“圣行”是伊斯兰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与主流神职人员的观点相悖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只是非强制性的宗教行为，仅仅会起到强化信仰的作用。“伊斯兰国”认为坚持此类传统的人是尊重先知的，不坚持此类传统的人则是对先知不敬。在阿里迪之前担任“支持阵线”首席神职人员的阿布-马里亚•卡塔尼(Abu Mariya al-Qahtani)于2014年2月撰文表示，“伊斯兰国”独特地将这些传统融入了伊斯兰法学，将“可选择的”和“作为推荐”等词变成了“强制性的”和“作为义务”。

　　这一观点在沙特极端主义者朱海曼•乌泰比(Juhayman al-Utaybi)的追随者中也十分流行。乌泰比及其追随者于1979年11月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并自称是“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迈格迪西认为，乌泰比的追随者常常穿着鞋在清真寺里祈祷，离开时脱掉鞋——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就曾这么做。主流神职人员常常不屑于此类行为，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缺乏宗教资质的体现。但对于该组织而言，这些复古行为证明了他们坚守着最初的逊尼派传统。

　　“伊斯兰国”的极端性还体现在贯彻“伊斯兰的否定条件”这一萨拉菲派概念时——信奉萨拉菲派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所有穆斯林都应该遵照这些条件行事。瓦哈比派的创始人将这些否定条件简化成了十条：参与多神教行为;崇拜中介人或中介物;不将异教徒视为异教徒，或是为异教徒辩解;嘲讽宗教行为;相信有比先知更好的宗教指南;鄙视先知规定的宗教行为;行使或是接受巫术;与异教徒一道打击穆斯林;相信有些人不按照沙里亚法也能生活;故意逃避学习宗教或是进行宗教行为。

　　部分神职人员坚持认为，无信仰的程度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而且做出了某些举动的有罪之人不一定就变成了异教徒。但“伊斯兰国”拒绝给无信仰分级，认为所有的无信仰行为都是一样的。相应地，他们还相信穆斯林有找出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宗教义务，不这样做的人自己就会变成异教徒或叛教者。

　　在“伊斯兰国”看来，如果一名穆斯林未将应该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称为异教徒，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异教徒。该组织宣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为异教徒，理由是他同情被推翻了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而穆尔西则支持民主制;“伊斯兰国”还将“支持阵线”的成员视为叛教者，因为他们与受到外国支持的武装团体并肩作战。

 　　“伊斯兰国”内部一项名为“哈兹米亚”(Hazmiyya)的运动的追随者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至少有部分“伊斯兰国”成员相信，“哈兹米亚”教义允许他们杀戮或是劫掠犯有任何程度无信仰行为的穆斯林——这几乎意味着“伊斯兰国”控制的土地上的所有人。“哈兹米亚”运动错误地解释了沙特阿拉伯神职人员奥马尔•本•艾哈迈德•哈兹米(Omar bin Ahmed al-Hazimi)发出的一道伊斯兰教令——哈兹米也被认为是融合了伊斯兰主义观念和萨拉菲派观念的“伊斯兰觉醒”一代的成员。这道日后被哈兹米取消的伊斯兰教令禁止将信仰问题上的“无知作为借口”，主张即使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穆斯林也要为无信仰的行为负责。著名的叙利亚神职人员谢赫•哈桑•达吉姆(Sheikh Hassan al-Dagheem)在采访中表示，“哈兹米亚”运动认为无知不是借口。2014年12月，“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处决四名成员的录像，理由是怀疑他们因“伊斯兰国”未彻底执行沙里亚法而密谋反抗该组织。

　　“伊斯兰国”的圣战学者

　　“伊斯兰国”所凭借的圣战文献出自那些支持向名义上的穆斯林开战的理论家之手。正如有些人所明确表示的，这些神职人员遵循的是一系列严重背离传统的观念。“伊斯兰国”通常将他们提供的素材作为理由，来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权以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为叛教者，并拒绝接受这些国家的所有官方机构与势力。由于“伊斯兰国”与许多此类神职人员之间的敌意，观察家们常常低估了这些理论家对该组织的影响。

　　这些神职人员包括：沙特神职人员哈立德•拉希德(Khalid al-Rashed)、纳赛尔•法赫德(Nasir al-Fahd)、苏莱曼•本•纳赛尔•阿勒万(Sulaiman bin Nasser al-Alwan)、哈兹米、阿里•本•海德尔•胡代尔(Ali bin Khidr al-Khudayr)和哈穆德•本•乌格拉•舒艾比(Hamud bin Uqla al-Shuaibi)。其他人还包括“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迈格迪西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Qadir bin Abdul Aziz)。

　　这些神职人员中的四人(法赫德、阿勒万、胡代尔、舒艾比)在2000年代初对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及跨国圣战运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表示沙特阿拉伯因帮助美国军事干预该地区(尤其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而成为了叛教者。这些文章为“伊斯兰国”打击叛教者的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神学基础。这些理论家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很有价值，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与沙特的主流神职人员存在分歧，还在于他们曾接受过神学训练(对于圣战理论家而言这很少见)。据称法赫德曾向“伊斯兰国”效忠;该组织还认为舒艾比关于“不准向异教徒寻求帮助”的作品很有影响力。

　　“伊斯兰国”经常提及胡代尔和拉希德的作品。胡代尔尤其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他宣称非伊斯兰的体制及其追随者是没有合法性的，遵循这些教诲将是不可饶恕的。胡代尔对待现代立法机构以及参与这些机构的穆斯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将自愿参加议会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即使被迫向宪法效忠的穆斯林，也被视为叛教者;通过民主手段抵制宪法的穆斯林则被视为有罪之人。对胡代尔而言，认为普通穆斯林也许并不知道此类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说辞不能构成辩解的理由。

　　“伊斯兰国”在布道时曾提及的神职人员对于什叶派的态度尤其严厉，他们声称不能原谅普通什叶派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名为“针对邪恶什叶派的利刃”的布道中，拉希德激烈地攻击了什叶派。法赫德也撰写了一篇名为《可以用过激手段对待什叶派》的文章，文中充斥着辱骂和污蔑什叶派的语言。

　　据说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要比该组织外的任何神职人员更加深刻。由于他激烈地反对该组织向叙利亚扩张，并批评了其对待其他圣战人员的态度，人们往往低估了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迈格迪西成长于科威特，于1980年代在伊拉克和沙特求学，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的创立者扎卡维，在1993至1999年间，二人曾一同被关押在约旦的监狱里。他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贡献十分深远;最近他曾就此表示，“是我向他们传授了‘一神论’这一概念”。

 　　尽管“伊斯兰国”并不公开宣传迈格迪西的作品，但会引用他的观点来驳斥自己的批评者，他写的书也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广为流传。“伊斯兰国”出版的杂志《达比克》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关于迈格迪西作品的文章。关于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和圣战问题的专家艾哈迈德•阿巴扎伊德(Ahmed Abazaid)将迈格迪西的作品称为“‘塔克菲尔’这一癌症的基础，民众与圣战战士血流成河的原因”。

　　迈格迪西的《对易卜拉欣的信仰》(Millat Ibrahim)一书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尤其重要。该书利用“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来给许多持有非伊斯兰观念或习俗的穆斯林打上了叛教者的标签，即使这些人与控诉者有亲缘关系也未能幸免。在另一本书《关于沙特政权这一叛教者未被说出的丑闻》(The Unspoken Scandals on the Apostasy of the Saudi State)中，迈格迪西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异教国家。他判定，由于违背“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原则会导致无信仰，因此沙特的许多行为——有利息的银行业、为非穆斯林提供援助、加入联合国、与西方结盟——都使得该国成为了一个背叛伊斯兰教的国家。

　　迈格迪西的主张显然适用于所有那些行为被“伊斯兰国”认为是“非伊斯兰”的穆斯林社群，此类行为包括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或是与西方及地区国家结盟。尽管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持批评态度，他依旧谴责叙利亚叛军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叛教的。

　　“伊斯兰国”大量引用的另一名理论家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这名前埃及圣战分子在2011年的民众起义后出狱，并改变了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是《追求高贵知识的全面指南》(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Seeking Noble Knowledge)。“伊斯兰国”的高级神职人员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在讲座中不断提及此书，尽管他声称作者本人撤回了这些观点。在一次讲座中，他引用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来说明，即使穆斯林参与议会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平台来推进宗教事务，他仍然是叛教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原本是针对沙特前穆夫提伊本•巴兹的，伊本•巴兹曾表示参与议会这一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图。

　　对待现代机构和民主规则的这种观念，被“伊斯兰国”当作了向穆斯林国家军队及安全力量的成员开战的理由，以及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和主流神职人员为叛教者的理由。直到2016年3月死亡，安巴里一直是“伊斯兰国”任职时间最长、职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他进行了40次讲座来解释该组织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些讲座的主题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寺和法院等机构不具有合法性。他对于什叶派、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主流萨拉菲派尤其感到愤怒。在某次讲座中，他专门将这些萨拉菲派称为“伊斯兰国”“最荒谬”的批评者——这反映了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二者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未完待续。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本文为连载的第二部分。)

 　　极端的“塔克菲尔”教义

　　“伊斯兰国”继承了“塔克菲尔”教派的遗产和源自“基地”组织的许多观念。不过，尽管“伊斯兰国”曾隶属于“基地”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却分道扬镳了。比较“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观点上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国”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演化的。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当年本•拉登与扎卡维相遇之时。在1980年代的阿富汗，就如同今日各自的继承者一样，在是否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和将什叶派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等问题上，本•拉登与扎卡维就已经意见相左了。在“伊斯兰国”看来，伊斯兰的最大敌人来自内部。他们认为，专注于远方的敌人(西方)而忽视了近处的敌人(该地区的穆斯林敌人，尤其是什叶派)是徒劳的;如同本•拉登所计划的一样，远方的敌人会被拖入地区冲突之中，但这一点需要通过打击近处的敌人来实现。事实上，自从“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以来，情况的确如此：超过60个国家都加入了打击该组织的战斗。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扎卡维传播这一宗派主义观念提供了空间。伊拉克独特的跨宗派家族纽带原本能够极大地抵御宗派主义观念。然而，扎卡维的追随者于2006年对位于萨迈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进行了炸弹袭击，随后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内战。随着扎卡维的圣战组织演化成了当地的一场运动，2003年后“基地”组织带到伊拉克的极端主义观念也变得根深蒂固了。此时，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al-Baghdadi)，他于2006年至2010年统治着“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继任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al-Baghdadi)则是该组织目前的领导人。

　　在“基地”组织看来，专注于什叶派会分散与西方作战的精力。此外，主流逊尼派神职人员也反对对什叶派民众进行大屠杀。“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曾告诫“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不要攻击什叶派平民。据说，本•拉登更倾向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结盟，共同与西方作战。

　　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一封信件，扎卡维敦促本•拉登专注于什叶派。他写道：“如果你也同意(打击什叶派)……我们将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如果你有其他打算，我们也还是兄弟，这一分歧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伊斯兰国”目前的领导人批评了“基地”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温柔”态度。2014年5月时，“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Abu Mohammed al-Adnani)曾表示“基地”组织在刻意避免与伊朗及什叶派发生冲突。

　　2013年9月，“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在一封信件中谈到了该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态度，这封信在2015年被披露。他列出了宗教和出于务实考虑的理由，要求“伊斯兰国”避免针对什叶派民众及其宗教场所。他在信中提到了泰米亚，称：“这些行动波及了受到保护的女性、儿童和什叶派平民之血。他们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他们(对于真正教义)的无知得到了原谅(这不同于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情况)。这是逊尼派对待什叶派公众及无知信徒的共同态度。”

　　“基地”组织于2014年2月公开与“伊斯兰国”分道扬镳。一般而言，在本组织占领的地区之外，除了少数圣战神职人员外，“伊斯兰国”未能赢得任何知名圣战理论家的支持。多数圣战理论家都对“伊斯兰国”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和宗派主义倾向表示批评。扎卡维昔日的导师迈格迪西曾称“伊斯兰国”为“离经叛道的”，并且批评了该组织公开斩首以及疏远当地穆斯林社群及叙利亚诸武装团体的行为。

　　“伊斯兰国”对待神职人员及领导人的态度同样体现了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使对于以僵化著称的各个圣战组织而言，“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僵化也是十分突出的。其毫不妥协的立场造就了“塔克菲尔派”中的“塔克菲尔派”，任何仁慈的举动都遭到了禁止。

　　在2013年10月发布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采访中，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高级神职人员萨米•阿里迪(Sami al-Aridi)对“伊斯兰国”不同于包括“基地”在内的其他圣战组织的某些观念做出了解释。与“伊斯兰国”不同的是，阿里迪将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Abdal-Aziz Al al-Sheikh)、著名神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Abdal-Aziz Ibn Baz)等主流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学者。他还指出，“基地”组织遵循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流派，而且与“伊斯兰国”相比，对待穆斯林神职人员更加友善，更经常与他们接触。

　　相较之下，“伊斯兰国”认为神职人员是穆斯林世界里残暴、不正当的政府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组织相信有时需要通过“调查”来确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据阿里迪表示，“伊斯兰国”会仅仅根据直觉、行为的后果或是模糊的标准，便宣布某个穆斯林是“异教徒”。

　　在“伊斯兰国”看来，普通穆斯林是从神职人员处接受的宗教教育。这些神职人员与堕落的穆斯林统治者一道巩固了西方霸权。因此，“伊斯兰国”将打击神职人员和统治者视为比对抗西方更加优先的当务之急。

    　“伊斯兰国”的观念格外具有宗派主义色彩，这还体现在该组织对“圣行”的强调上。“伊斯兰国”认为“圣行”是伊斯兰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与主流神职人员的观点相悖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只是非强制性的宗教行为，仅仅会起到强化信仰的作用。“伊斯兰国”认为坚持此类传统的人是尊重先知的，不坚持此类传统的人则是对先知不敬。在阿里迪之前担任“支持阵线”首席神职人员的阿布-马里亚•卡塔尼(Abu Mariya al-Qahtani)于2014年2月撰文表示，“伊斯兰国”独特地将这些传统融入了伊斯兰法学，将“可选择的”和“作为推荐”等词变成了“强制性的”和“作为义务”。

　　这一观点在沙特极端主义者朱海曼•乌泰比(Juhayman al-Utaybi)的追随者中也十分流行。乌泰比及其追随者于1979年11月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并自称是“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迈格迪西认为，乌泰比的追随者常常穿着鞋在清真寺里祈祷，离开时脱掉鞋——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就曾这么做。主流神职人员常常不屑于此类行为，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缺乏宗教资质的体现。但对于该组织而言，这些复古行为证明了他们坚守着最初的逊尼派传统。

　　“伊斯兰国”的极端性还体现在贯彻“伊斯兰的否定条件”这一萨拉菲派概念时——信奉萨拉菲派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所有穆斯林都应该遵照这些条件行事。瓦哈比派的创始人将这些否定条件简化成了十条：参与多神教行为;崇拜中介人或中介物;不将异教徒视为异教徒，或是为异教徒辩解;嘲讽宗教行为;相信有比先知更好的宗教指南;鄙视先知规定的宗教行为;行使或是接受巫术;与异教徒一道打击穆斯林;相信有些人不按照沙里亚法也能生活;故意逃避学习宗教或是进行宗教行为。

　　部分神职人员坚持认为，无信仰的程度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而且做出了某些举动的有罪之人不一定就变成了异教徒。但“伊斯兰国”拒绝给无信仰分级，认为所有的无信仰行为都是一样的。相应地，他们还相信穆斯林有找出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宗教义务，不这样做的人自己就会变成异教徒或叛教者。

　　在“伊斯兰国”看来，如果一名穆斯林未将应该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称为异教徒，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异教徒。该组织宣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为异教徒，理由是他同情被推翻了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而穆尔西则支持民主制;“伊斯兰国”还将“支持阵线”的成员视为叛教者，因为他们与受到外国支持的武装团体并肩作战。

 　　“伊斯兰国”内部一项名为“哈兹米亚”(Hazmiyya)的运动的追随者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至少有部分“伊斯兰国”成员相信，“哈兹米亚”教义允许他们杀戮或是劫掠犯有任何程度无信仰行为的穆斯林——这几乎意味着“伊斯兰国”控制的土地上的所有人。“哈兹米亚”运动错误地解释了沙特阿拉伯神职人员奥马尔•本•艾哈迈德•哈兹米(Omar bin Ahmed al-Hazimi)发出的一道伊斯兰教令——哈兹米也被认为是融合了伊斯兰主义观念和萨拉菲派观念的“伊斯兰觉醒”一代的成员。这道日后被哈兹米取消的伊斯兰教令禁止将信仰问题上的“无知作为借口”，主张即使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穆斯林也要为无信仰的行为负责。著名的叙利亚神职人员谢赫•哈桑•达吉姆(Sheikh Hassan al-Dagheem)在采访中表示，“哈兹米亚”运动认为无知不是借口。2014年12月，“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处决四名成员的录像，理由是怀疑他们因“伊斯兰国”未彻底执行沙里亚法而密谋反抗该组织。

　　“伊斯兰国”的圣战学者

　　“伊斯兰国”所凭借的圣战文献出自那些支持向名义上的穆斯林开战的理论家之手。正如有些人所明确表示的，这些神职人员遵循的是一系列严重背离传统的观念。“伊斯兰国”通常将他们提供的素材作为理由，来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权以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为叛教者，并拒绝接受这些国家的所有官方机构与势力。由于“伊斯兰国”与许多此类神职人员之间的敌意，观察家们常常低估了这些理论家对该组织的影响。

　　这些神职人员包括：沙特神职人员哈立德•拉希德(Khalid al-Rashed)、纳赛尔•法赫德(Nasir al-Fahd)、苏莱曼•本•纳赛尔•阿勒万(Sulaiman bin Nasser al-Alwan)、哈兹米、阿里•本•海德尔•胡代尔(Ali bin Khidr al-Khudayr)和哈穆德•本•乌格拉•舒艾比(Hamud bin Uqla al-Shuaibi)。其他人还包括“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迈格迪西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Qadir bin Abdul Aziz)。

　　这些神职人员中的四人(法赫德、阿勒万、胡代尔、舒艾比)在2000年代初对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及跨国圣战运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表示沙特阿拉伯因帮助美国军事干预该地区(尤其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而成为了叛教者。这些文章为“伊斯兰国”打击叛教者的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神学基础。这些理论家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很有价值，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与沙特的主流神职人员存在分歧，还在于他们曾接受过神学训练(对于圣战理论家而言这很少见)。据称法赫德曾向“伊斯兰国”效忠;该组织还认为舒艾比关于“不准向异教徒寻求帮助”的作品很有影响力。

　　“伊斯兰国”经常提及胡代尔和拉希德的作品。胡代尔尤其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他宣称非伊斯兰的体制及其追随者是没有合法性的，遵循这些教诲将是不可饶恕的。胡代尔对待现代立法机构以及参与这些机构的穆斯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将自愿参加议会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即使被迫向宪法效忠的穆斯林，也被视为叛教者;通过民主手段抵制宪法的穆斯林则被视为有罪之人。对胡代尔而言，认为普通穆斯林也许并不知道此类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说辞不能构成辩解的理由。

　　“伊斯兰国”在布道时曾提及的神职人员对于什叶派的态度尤其严厉，他们声称不能原谅普通什叶派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名为“针对邪恶什叶派的利刃”的布道中，拉希德激烈地攻击了什叶派。法赫德也撰写了一篇名为《可以用过激手段对待什叶派》的文章，文中充斥着辱骂和污蔑什叶派的语言。

　　据说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要比该组织外的任何神职人员更加深刻。由于他激烈地反对该组织向叙利亚扩张，并批评了其对待其他圣战人员的态度，人们往往低估了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迈格迪西成长于科威特，于1980年代在伊拉克和沙特求学，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的创立者扎卡维，在1993至1999年间，二人曾一同被关押在约旦的监狱里。他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贡献十分深远;最近他曾就此表示，“是我向他们传授了‘一神论’这一概念”。

 　　尽管“伊斯兰国”并不公开宣传迈格迪西的作品，但会引用他的观点来驳斥自己的批评者，他写的书也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广为流传。“伊斯兰国”出版的杂志《达比克》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关于迈格迪西作品的文章。关于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和圣战问题的专家艾哈迈德•阿巴扎伊德(Ahmed Abazaid)将迈格迪西的作品称为“‘塔克菲尔’这一癌症的基础，民众与圣战战士血流成河的原因”。

　　迈格迪西的《对易卜拉欣的信仰》(Millat Ibrahim)一书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尤其重要。该书利用“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来给许多持有非伊斯兰观念或习俗的穆斯林打上了叛教者的标签，即使这些人与控诉者有亲缘关系也未能幸免。在另一本书《关于沙特政权这一叛教者未被说出的丑闻》(The Unspoken Scandals on the Apostasy of the Saudi State)中，迈格迪西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异教国家。他判定，由于违背“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原则会导致无信仰，因此沙特的许多行为——有利息的银行业、为非穆斯林提供援助、加入联合国、与西方结盟——都使得该国成为了一个背叛伊斯兰教的国家。

　　迈格迪西的主张显然适用于所有那些行为被“伊斯兰国”认为是“非伊斯兰”的穆斯林社群，此类行为包括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或是与西方及地区国家结盟。尽管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持批评态度，他依旧谴责叙利亚叛军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叛教的。

　　“伊斯兰国”大量引用的另一名理论家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这名前埃及圣战分子在2011年的民众起义后出狱，并改变了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是《追求高贵知识的全面指南》(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Seeking Noble Knowledge)。“伊斯兰国”的高级神职人员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在讲座中不断提及此书，尽管他声称作者本人撤回了这些观点。在一次讲座中，他引用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来说明，即使穆斯林参与议会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平台来推进宗教事务，他仍然是叛教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原本是针对沙特前穆夫提伊本•巴兹的，伊本•巴兹曾表示参与议会这一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图。

　　对待现代机构和民主规则的这种观念，被“伊斯兰国”当作了向穆斯林国家军队及安全力量的成员开战的理由，以及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和主流神职人员为叛教者的理由。直到2016年3月死亡，安巴里一直是“伊斯兰国”任职时间最长、职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他进行了40次讲座来解释该组织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些讲座的主题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寺和法院等机构不具有合法性。他对于什叶派、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主流萨拉菲派尤其感到愤怒。在某次讲座中，他专门将这些萨拉菲派称为“伊斯兰国”“最荒谬”的批评者——这反映了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二者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未完待续。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本文为连载的第二部分。)